王金贵把儿子拉到身后，生怕他年轻不懂事又横生事端，随即放下大包，小心翼翼地说：“回大少爷，我们是东北人，从富国岛过来的。孩子他娘病了，岛上缺医少药，本想过来做工赚钱，可一直没找到营生。”

哥哥肯定又大发善心了，小丫头生怕他上当受骗，跑过来问：“富国岛，你是国军？”

“第一兵团黄长官的部下，撤到越南好几年了。”

小丫头古灵精怪，没那么好骗，噘着小嘴嘀咕道：“瞎说，第一兵团早去台湾了，我爸还给黄长官践过行，富国岛上哪有什么国军。”

几十个司机和木厂工人虎视眈眈的站在一边，强龙不压地头蛇，落难的凤凰不如鸡，王金贵真不敢得罪，小心翼翼地解释道：“回大小姐，大部队是去台湾了，但没全接走，有的四处做工，有的在越南成家立业，岛上现在还有一百多人。”

全国解放前夕，国民党云南籍将领李弥麾下的第八军残部退入泰缅边境的金三角地区，盘踞在那里打算反攻，甚至把缅甸政府军打得落花流水。其实，当时退入外国的国军不止第八军残部，还有鲜为人知的国军第一兵团。

他们在湖南战败后，撤退至广西，后被解除武装进入法国所控制的越南，准备“假道入越，转运回台”。

他们从隘店入越，解放军追兵跟踪追至，封锁了该关口。新中国总理兼外交部长向法方施压，指责法国既然对中国内战保持中立，就不应允许国民党军队入境。

法驻越官员紧急请示巴黎，巴黎方面传来指示，命法国驻越南北专员亚力山里将军转告黄杰，法国将以国际公法解除国军武装，同时申明不介入中国内战。

法越当局对留越国军去留还有另外一层考虑：他们希望从中选拔精锐，建立一支强大的战略机动力量，以遏制人越打越多的“越盟”。

于是，殖民当局对留越国军由暂时拘留转成了软禁，宁愿每年花300万美元养着他们，也扣住不放，并于1950年3月将位于北圻的蒙阳和莱姆法郎两处集中营的国军转移到南方富国岛集中关押。

直到去年，才在台湾的努力下允许他们赴台。

李为民前世在越南工作近四年，去富国岛旅游过，不仅知道那里关押过国军，知道台湾有个“复国岛”，知道被人家当囚犯关了三年的黄杰被誉为“海上苏武”，而且打算把远离越共的富国岛作为报复计划的第一个基地。

送上门的老兵，不能不要，他从王伯手上接过香烟，递上一根问道：“大部队走了，你为什么不走？”

“刚到岛上时，什么都没有，要走好几里路才能看到一户人家，到处是丛林，没有道路，没有房子，法国人只按时供应很少的粮食。我们自己砍树建营房，四处寻找野菜，实在吃不饱，又要照顾老婆孩子，就逃出去做苦力。”

王金贵回头看了一眼儿子，一脸沮丧地接着道：“黄长官还想反攻，在岛上整编部队，用假枪假炮操练，我们这些没参加整编，没参加训练的算是脱离部队，去台湾时也就没把我们带上。”

小丫头微皱着眉头问：“你是逃兵？”

“我要养家糊口，不逃老婆孩子没活路。”

几万人像囚犯一样被关押，多少人病死饿死在异国他乡，为了所谓的国府形象搞那些花架子有意思吗？逃就对了，至少可以做一个负责任的丈夫，做一个称职的父亲。

李为民帮他点上香烟，饶有兴趣地问：“孩子这么大，应该有四十了吧。当那么年兵，什么军衔？”

“回大少爷，我姓王，名金贵，黄埔十一期，退到越南时少校军衔。”

“黄埔十一期？”

“民国22年在南京报考的，当时日本侵华目亟，报上天天有日军占我领土、辱我人民、制造事端的报导。为救亡图存，很多像我这样的东北沦陷区流亡学生报考军校。7月招考，8月发榜，我被我编入二总队，总队长易龙，一总队队长唐冠英，校长蒋中正，教育长张治中。”

黄埔生好像就前几期吃香，像他这样排到十几期的沦落到如此田地并不令人意外。毕竟这是越南，不是台湾，想找关系都找不到，而且是个不光彩的逃兵。

不管怎么说，遇到是缘分。

李为民权衡了一番，起身道：“王伯，他们父子怪可伶的，麻烦你给他们安排个活。”

潮州老乡还有人没饭吃呢，哪有那么多活儿给东北人干，王伯愁眉苦脸地提醒道：“少爷，木厂不缺人！”

“木厂不缺人去货栈，货栈不缺人让他们上船。对了，再给他们支点钱，买点药，想办法帮他们捎到岛上去。”

这年头混口饭吃真不容易，老婆病成那样，王金贵岂能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急忙拉住儿子连连感谢道：“谢大少爷收留，我们有的是力气，我们什么活都能干，您是我们的再生父母，你是我们命中的贵人……”

为了生存，为了老婆孩子，一个应该打过很多仗的抗战老兵，一个曾经受人尊敬的国军军官居然沦落到如此境地，李为民五味杂陈，拍了拍他胳膊道：“别谢了，先在这儿干，等我从美国回来再找你细谈。”

“是，我听大少爷的，这条命就交给少爷。金贵今后唯少爷马首是瞻，赴汤蹈火再所不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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