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朝孝宗则以光复大明天下为己任，倡议北伐。他在昌德宫熙政堂的秘谈中对亲近大臣宋时烈分析形势说：“群臣皆欲予勿治兵，而予固不听者，天时人事，不知何日是好机会来时。彼虏有必亡之势。前汗时兄弟甚藩，今则逐渐消耗；前汗时人才甚多，今则皆是庸恶者；前汗时专尚武事，今则武事渐废。今汗指顺治皇帝虽曰英雄，荒于酒色已甚，其势不久，故欲养精兵十万，爱恤如子，皆为敢死之卒，然后待其有衅，出其不意，直抵关外，则中原义士豪杰，岂无相应者且我国被虏者人不知其几万，亦岂无内应者耶今日事惟患其不为而已，不患其难成。”对于“万一蹉跎，有覆亡之祸，则奈何”的担心，他说：“以大志举大事，岂可保其万全也。大义则明，则覆亡何愧，益有光举于天下万世也。且天意有在，予以为似无覆亡之虞也”。

为了北伐，孝宗首先采取措施，扩军备战。驻汉城的都城御营厅军由7000人增加到21000人。禁军由600名增加到1000名，全部改编为骑兵。御营厅增加了大炮攻坚部队，还计划将守卫汉城的训练都监军增加10000名，御营厅军增加20000名。由于财政困难，未能实现。韩国姜万吉韩国近代史与此同时，孝宗时代，加快了宣祖时代出现的大同法的推行。所谓大同法，是指在朝鲜中期以后将贡物统一为米谷的纳税制度，客观上加快了朝鲜国内贸易的兴起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孝宗时的宰相金育大力主张推行大同法，对土地征收附加税。此法的实施证明对国家的岁入和对农民的境遇都极为有利。这样一个结果对孝宗特别宝贵，因为他的目的是要加强军队和增加国家收入以反对清朝。作为又一项增加收入的措施，他颁布一道命令，所有男子，甚至和尚，都要纳税以换取免服兵役。

李朝君臣确信“胡人无百年之运”的儒家格言，将地震、彗星等自然灾害视为清朝灭亡的征兆，对南明政权、吴三桂和三藩分裂势力、台湾郑成功、准噶尔蒙古等反清势力寄以厚望，准备派使臣渡海联络，策划夹击清朝。台湾郑氏多次请日本联合出师伐清复明，朝鲜对日郑联合乐观其成，甚至建议“假道朝鲜，出送援兵”仁祖大王实录二十四年十二月甲午。1650年，李淏向清廷奏报“日本近以密书示通事，情形可畏，请筑城训练为守御计”，企图以防御日本为由扩军备战。清朝警觉到朝、日、南明联手组成军事同盟的危险，于是派遣密使前往朝鲜核实情况。结果查明朝鲜与日本素和好，奏折不实，顺治皇帝下诏斥责朝鲜国王，罢其用事大臣。这就是朝鲜历史上有名的“六使诘责”事件。

由于朝鲜财政困难，军备薄弱，北伐大计难以实施。而且由于新兴的清朝连续有顺治、康熙两位励精图治的皇帝，不仅巩固了全国的统一，而且为中国社会经济文化的全面繁荣奠定了基础。朝鲜反清派期望的汉民族武装反抗、满清统治土崩瓦解局面一直没有实现。1683年，清朝统一台湾，南明残存势力灭亡，影响中、朝、日关系的不确定因素消失。作为实际行动纲领的朝鲜北伐计划，寿终正寝。朝鲜没有介入中国内战，也没有铤而走险联合日本跨过鸭绿江入侵辽沈，冒犯正处于全面上升和旺盛时期的新兴满洲军事强权。这是朝鲜的大幸，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孝宗的北伐计划虽没有成为事实，但是加重了朝鲜的财政负担，延缓了中朝关系改善的步伐。朝鲜的北伐论者不想肯定中国在满清统治下的文化和经济先进性，以后还几乎全面封锁了对中国文化的引进。

1659年己亥顺治十六年五月四日，孝宗大王去世于昌德宫之大造殿，在位十年，终年四十一。清朝赐谥号为忠宣。朝鲜自仁祖之后不用满清所赐谥号，自上谥号为宣文章武神圣显仁，英祖十六年加上谥号明义正德。初葬杨州，太祖健元陵西，显宗十四年十月七日移葬于骊州宁陵。

正文重复了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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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更新的时候，不小心粘贴了两次，导致出错，不好意思，多的一次放这儿，没什么用，但是计算全勤的时候有些麻烦，不需要看。

大清建国之初，倚仗的就是骑军，而骑军中的精锐，就是八旗。

所谓的八旗，是清军入关之前的社会组织形式，满族的先世女真人以射猎为业，每年到采捕季节，以氏族或村寨为单位，由有名望的人当首领，这种以血缘和地缘为单位进行集体狩猎的组织形式，称为牛录制。

大清开国皇帝努尔哈赤在统一女真各部的战争中，取得节节胜利。随着势力扩大，人口增多，他建立黄、白、红、蓝四旗，称为正黄、正白、正红、正蓝，旗皆纯色。努尔哈赤为适应发展的需要，在原有牛录制的基础上，创建了八旗制度，即在原有的四旗之外，增编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四旗镶，俗写亦作厢。旗帜除四正色旗外，黄、白、蓝均镶以红，红镶以白。把后金管辖下的所有人都编在旗内。正黄、镶黄、正白三旗，由皇帝自将，称为上三旗，余下五旗称为下五旗。

满洲八旗，蒙古八旗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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